在联合国系统内，徐浩良是个有名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少数几个中国籍的高级职员之一，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实干家：从9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管理和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到联合国实习，到今年5月13日被潘基文秘书长任命为助理秘书长，负责开发计划署的亚太事务，徐浩良扎扎实实地走过了一条国际公务员的职业发展之路。在履新之前，徐浩良对新工作有什么样的展望？他又怎样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脚印呢？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莉玲对徐浩良的专访。

记者：徐局长，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这次采访，同时祝贺你荣升助理秘书长级别的开发计划署亚太局局长。

徐浩良：谢谢。

记者：首先您是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发计划署亚太局的职责是什么样的?

徐浩良：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系统注重人类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的机构；亚太局是开发计划署五个地区局之一，负责亚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工作——和政府合作搞发展。

记者：开发计划署是搞发展的，发展这个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徐浩良：发展，我个人觉得——同时也是我们开发计划署的宗旨，是要以人为本。比如说我们搞扶贫、消除不平等、搞民主治理、发展新型能源、保护环境等等，目的是要对普通人的生活有正面的、好的影响。以人为本也要考虑将来，不能光为了我们现在的发展、为了我们生活的改善不顾环境的可持续性，这也是很重要的。既要以人为本，也要注重可持续性。

记者：在这次任命之前，你是开发计划署欧洲和独联体局的副局长，相对于那个地区而言，你觉得亚洲的发展重点是什么?

徐浩良：我觉得新的工作对我来说有两个比较大的挑战。第一是从职责范围来讲，副局长主要是支持局长的工作，提供后勤和保障，为各个国别办公室的财务、人员提供支持，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作为局长来讲，工作重点首先是要能够对整个开发署在亚太的工作制定政策和重点，要让二十五个国别办公室把这些重点执行下去，与政府合作要有效。作为发展的重点来讲，亚太与欧洲和独联体区别蛮大的，欧洲与独联体局除了两个国家以外都是中等收入国家，还有高收入国家 ，它的很多发展问题都是转型问题，从前苏联转到现在市场经济，从以前的东盟转到现在的欧盟，有很多经济转型当中的问题。在亚太地区，这是世界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最多的地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亚太，世界上很多很小的岛国也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国家的种类、发展程度非常多样性，它有很发达的国家,也就最不发达的国家，有的国家还没有出海口，它有双重困难。和我现在的工作来比的话，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工作就需要针对这样多样性的背景制定对每个国家都有针对性的有效的发展政策，怎么样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做些有效的、很实在的事情,从政策也好、从试点项目来讲也好。我觉得这是我工作面临的挑战。

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表示亚洲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陆，同时在这个地区也存在着很多的贫困人口，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这是否意味着千年发展目标的推进在这个地区不是很成功?

徐浩良：这个事情不能很简单地来回答。千年发展目标在很多地方是成功的，比如说从减贫这个目标来看，大部分国家从总体上来讲已经达到减贫的总体目标，中国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脱贫的人数来讲。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现在不平等，不平等的发展存在的范围比较广。另外就是还有很多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在很多国家，相当多的人口，甚至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没有正常的供水，没有基本的卫生条件，连简单的厕所也没有。人的生活质量、人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但不能就说千年目标没有成功，因为有的地方是成功的，有的地方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讲到以人为本，包容性的发展，不能光是追求宏观经济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注意怎么把各方面比较差的人群包容进来，这样发展才能比较平衡、比较稳定。这些问题我们要多考虑。

记者：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国家，开发署在中国有甚么样的目标?

徐浩良：开发署在中国主要做几件事情。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中国这么大，中国的任何一个问题在其他国家都可以说会成倍地放大，中国的一个小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它的人口太多了，牵扯到的各种系统、组织等等，很复杂。有很多贫穷的山区、内地等等，只要从大城市往外走的话，很快你就会看到城乡的差别，所以在扶贫方面还是有很多挑战。所以我们和政府合作，在政策方面、在试点方面、在地区性的发展方面，比如说小额贷款，微小企业的发展等等方面做这些事情。要包容性地发展。另外比如说，我们和政府一起搞民主治理的改革，很多事情如果你不从制度上去解决的话，不可能解决大问题。你搞一个试点可以成功，但如果不通过政府把这个贯彻下去的话，试点的作用只能影响一小部分人，不能解决大部分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同政府合作，看看在体制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使扶贫这些项目可能更有效。还有一个范围就是能源和环境保护，因为现在气候变化影响非常大。在能源有效性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在中国和政府有相当大的项目，我们在中国的项目大部分都是政府提供的配套资金，我们在中国的项目总体支出每年是六千、 七千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九十的资金是政府和其他第三方——其他国家提供的配套资金。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和中国政府合作，大力推动南南合作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比如说我们在做三方合作的模式，中国也在提供对外援助。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发计划署能起什么作用？能够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最好，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记者：我还有一些问题是跟您在联合国的职业发展有关的。你是什么时候进入联合国的，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职位 ？

徐浩良：我是九五年正式加入的，做一个初级职员。当时的一个任务就是被派到哈萨克斯坦常驻，常驻了两年多。这个工作合同的性质是不稳定的，没有保证的，两年工作以后不能保证今后就可以长期工作下去。所以要做不同的努力，第一要把工作做好；第二要建立一个支持网，也可以说人际关系网，是要有一批人支持你。在找下一个工作的时候，我自己出经费到纽约来，跟我觉得可以支持我的人保持联系，寻找工作机会，这样就找到了第二个工作机会，在纽约。这样接下来又是两年、三年。但是在九十年代末在联合国工作跟现在也一样，没有绝对的保障，我当时对我的工作也不满意，对合同的状态不满意。怎么办呢？你不能光抱怨。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我让我的领导看到，我对很多人来说是有价值的，如果说在这里我的价值得不到承认的话，我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实现我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步一步地在开发计划署得到认可。当然流动性很大，我到很多国家都工作过，通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步步的走过来的，不容易。

记者：您在那些国家工作过,可以跟我们历数一下吗?

徐浩良：在哈萨克斯坦以后，我到纽约总部工作了三年，接下去被派到伊朗，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三年，然后马上派到东帝汶，那个时候还不能带家属，任期是两年。接下去派到巴基斯坦，待了三年多。接下去又回到哈萨克斯坦，回去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然后就到纽约来做独联体局的副局长。

记者：被派驻过这么多的国家,你怎么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平衡?

徐浩良：这不是很容易，也是很困难的。一开始想站住脚的时候——很实在地说，我没有注意个人问题，结婚很晚，这是我失败的一方面吧。但最终很高兴，找到一个喜欢我的人，我们结婚了，这是在伊朗的时候。后来到东帝汶了，不能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不能在一起怎么办呢？只能分开，分开的话也不能消极地分开，得做一些积极的事情，我鼓励我的爱人去读研究生，所以我们在分开的时候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在巴基斯坦，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爱人原来在国内是有工作的，跟着我到处走的话她就没办法工作了，放弃了她自己的职业发展，这是我们一个家庭所做的选择。在很多国家你可以找工作，但是语言问题、社会风俗的问题，找工作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追求这样的事业的话，要准备做一些个人方面的牺牲，这可能是不能避免的。

记者：对于许多联合国职员来说，不论是中国籍职员也好，其他国家的职员也好，总而言之在这个职场之内是人才济济，晋升非常困难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徐浩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人，我们的听众可能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联合国可以说有两大类的工作，一类是在秘书处系统，它的流动性很小，大家都不太动，在一个地方工作可以工作到退休。还有一种工作就像我们这样在专门机构，比如说自愿捐款的一些搞发展的机构，它工作不太稳定，流动性非常大。中国有句话我不知道用得对不对，叫做：树挪死，人挪活。你的工作流动性大，你上升的机会相对来说就多。我基本上每换一次工作都能够得到一次晋升。这是我愿意付出一些牺牲、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回报，可以这样讲。在秘书处系统的这些同事的话，怎样在这样的大的环境下寻找一些流动的机会，不是没有机会，机会不多，但是你要想办法去创造机会。

记者：在你没有进入联合国之前，你是怎样看待这个组织的？现在经过了这些年，你又怎样看待它？

徐浩良：进入联合国之前，说实话，我对联合国了解非常少。特别是在读研究生以前，读管理和国际关系之前，只是对它的名字有一个非常崇高的敬仰，实际上具体的一点都不了解。对联合国的认识是通过做实习生，我在整个读书的过程当中做了很多的实习生工作。我就是有一个大的目标，我以前是搞工程的，在某个阶段我做了这样的决定，我觉得那个不太适合我，我喜欢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通过读研究生、通过做实习生,找到了这样一个工作。我一点都没有后悔。